《无定河》是由靖边县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的一本综合性季刊，内容以陕北人文地理、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为基调，以传播和发扬本土传统文化和群众生活为主题，汇集社会各界文化艺术精品，宣传靖边的大文化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为众多文学艺术爱好者搭建了展示、学习、交流的平台。内容以诗歌、小说、散文、评论、故事、传说、绘画、书法、摄影等为主。
《记着咱的家》
作 者：贾真
闲来无事，喝茶望着窗外，忽然听到妻子播放：
每一次我离开家
父母总会放不下
拉起我的双手
有说不完的叮咛话
﹍﹍
问她才知歌名叫《记得咱的家》，顿时一种思家之情油然而生。
时光荏苒，四十二年了，多在门外少在家的日子像翻书一样匆匆而过。每当夜深人静难以入眠的时候，总觉得欠母亲的太多太多，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孝心，平时总是以工作忙为由，在母亲身边陪伴甚少，每逢过年过节回家，满头白发和驼背的老母亲不是打鸡蛋就是把冰箱里舍不得吃的库存全拿出来，恨不得都装进我的肚子，坐在身边不是添饭就是看着我吃，直到我吃饱了她还没有动一下筷子。返程时总有装不完的蔬菜瓜果、蛋肉之类的绿色食品，心里想让我多待一会儿拉拉家常，又怕天黑催我早点儿动身，临别时站在硷畔上总是千叮咛万嘱咐，直至走远了才慢慢转身回去，我通过反光镜看着她驼着深深的背和蹒跚的脚步诉说着她不易的一生。
母亲到我们家时，奶奶早已过世，爷爷无力给二爸娶媳妇，二爸也要另立门户，读过书的母亲考虑的比较周全，硬是不让二爸分家，一是担心找不下对象打光棍，二是怕世人嘲笑说闲话，就和爸爸从亲戚和周边邻里到处借，哪怕是一双袜子也不嫌弃，转了一大圈东挪西凑才给二爸成了家。直到1972年爷爷去世和二爸分家时，母亲才得知家里的三堂柜、缝纫机全是父亲翻越十几里山路从亲戚家借来装门面的。
从我记事的那一天起，就是挣工分吃粮、缺衣少食的年代，印象中的父亲好像大都在出勤，不是打坝就是修公路，母亲在家劳动和照顾我们姐弟三个。母亲完小毕业，因当过三年民教，在村里还算有知识的人，邻居们经常请她写信、写对子、画窗花、裁衣服、剪头发、接生娃娃等技术活，因为温和善良，队里推选她兼了一份出纳和库管的工作。精打细算的母亲为了把光景过好，省吃俭用是她的治家法宝，那年月能吃顿荞面也是要等家里来亲戚或者是遇到时逢八节，等我们吃饱了也就几乎没有母亲吃的了，她就靠喝面汤和菜充饥。时间不久，喝面汤的“佳话”很快就传开了，得了全大队出了名的“喝面汤”外号。记得有一次，弟弟嚎的不吃小米饭，母亲哄不住，一拳下去在土炕上把四个指关节全打烂了，姐姐见状立即剥了火柴盒黑皮给母亲贴上才算止住了血，我偷看了一眼噙满泪水的母亲，也只好悄悄低下了头，没敢正眼看一眼为难的母亲。
父亲因常年出勤，一家生活全靠母亲劳动挣工分支撑。记得七岁那年，给队里送完洋芋夜色已经降临，分给我们的二百多斤洋芋还在地里，如不借用队里的驴来驮，靠人背是搬不回去的。人家有男劳力的搬早回去了，母亲身材弱小，加之一天也没吃上一顿饱饭，百八十斤洋芋根本搁不在驴背上，最后用镢头挖了坑道才搁上去。我也只能帮母亲干些拉驴装口袋之类的活，一会儿口袋跑偏了，背半麻包洋芋的母亲又要放下推搡一下，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借着月色游走在羊肠小道上，时而狐狸哀嚎，时而猫头鹰凄叫，在鬼火缭绕的夜空下，吓得母子俩互相安慰着。就这样来回两次，等运完回到家时已经后半夜了，姐姐和弟弟早已趴在炕上睡着了，饭还在锅里放着没动。
困苦是最好的学校，教会我们如何克服困难去生存。为了度过那些苦日子，母亲根本不会让我们姐弟仨闲着，每天安排我们割草捡柴拾粪之类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为了多赚点儿外快，母亲每年在乔沟湾公社和邻村承揽一份完任务猪的差事，十几块钱买个二膘子猪，姐姐负责砍苜蓿拔草，我和弟弟负责捋苜蓿切草，到秋底快出槽喂几天秕穈子和一些碎洋芋，就能给供销社完一头大约五六十斤的任务猪，每斤猪肉五六毛钱，到了年底邻村还给120斤穈子，真是又得粮食又得钱，那年月我们家慢慢地过上了不用吞糠咽菜的生活，还经常有邻家亲戚来上门借钱。
转眼到了1978年，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因不识字担任不了学校管理员职务便辞职回家务农，回家的父亲深深体会到不识字的苦衷，心里慢慢下定决心要供我们读书。为了给我们攒下足够的钱，父母抓住春垧好时机没日没夜地开垦荒地，牲口能耕上的就耕，耕不上的就用人刨，把分给我们的沟沟岔岔、坡坡洼洼全种上了庄稼，一年下来真可谓前囤冒尖后囤满，粮食根本吃不完就用来喂牲口，换白面卖钱。姐姐小学毕业正好遇上包产到户，大部分娃娃回家学手艺。姐姐学会柳编后，家里全是帮手，几年下来家里添置了八十年代最时兴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三大件，也供我读完初中上了师范，从此我们过上了吃穿不愁的安逸生活。
九十年代初，柳编生意逐渐萧条，父母把半生积蓄拿出来，叫左邻右舍帮忙烧了一窑灰砖，把三孔土窑洞粉饰了一下，让姐姐又学了一门轻松的裁缝手艺。父亲和母亲争执了好长时间，父亲还是硬生生地把弟弟抽回来继承了他的家业，小学毕业也就劳动了。九二年我师范也毕业了，紧接着姐姐结婚了。父亲的一盘棋按理说布局很好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九四年父亲患了癌症，不到一年就病逝了，给四十八岁的母亲没留下几个钱，只留下两个二十几岁未成家的大光棍，对母亲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也是人生最艰难的一段日子。
九十年代干部职工找对象，要么在城里有房要么有地皮，电视机、三金一银和两腿夹个80摩托车是男娶女必备的大件。可见那时找对象有多难，能在学校带回来个女娃的都是煌亮的，没带回来的只能选择裁缝和理发师。对一无所有的我来说，从骨子里就想走出大山，等了四年后才找到一个没要地皮也没要三大件的对象，结婚花了一万多，找了一个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母亲把家里仅有的1700元全给了我，剩下的全是我七借八凑的。结婚时买了一台电视机，婚后母亲把过事的1800元礼钱全给了我，从此我带了四床被子和三条毛毡就另起了锅灶。
我是成家了，比我小三岁的弟弟在农村已经是大光棍了。父亲临终前我答应给弟弟成家，当然这个责任也就自然落在我和母亲的身上了，当时可把母亲和我愁坏了。为了给弟弟找对象可以说是方法想尽了，先让他赶集照相、卖衣服，后又让他学木匠、砖匠，期间家里的全部家务就落到母亲身上。母亲在那段日子可以说苦不堪言，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趁一早人们都还没起床，就跑到村集体林地“偷”树梢，天亮了回来做饭，一天做一顿饭，又等上不争气的灶火冷罩的烧不上去，上扑下跳一个多小时才能吃上一顿饭。中午劳动回来累的不想做饭，没热水就用冷水泡饭，完了还要安顿牲口，晚上回来累的几乎上不了炕，还是冷水泡剩饭。接着又要摸着夜色到一里多远的沟里去驮水，我能帮的也就是双休两天，生活就这样从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一直重复了六年。
2001年经过众人说合给弟弟成了家，我和母亲心头的石头总算落地了。时光荏苒，一晃又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母亲那段艰辛的日子，我深深感到一个做母亲的不易。人们常说有妈才有家，愿天下儿女们都能经常回家看看一生为我们经营操劳这个家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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